最后是“美洲秩序”。“美洲孤立主义”提出的“美洲秩序”的关键在于以“美洲意识形态”与“美洲文化”为基石的美洲公民社会的建立。美洲公民社会建立的意义用简单的“社会模型”表述就是下文提及的“社会模型”中“政府管理与公民监督”可以通过“民主”与“人权”合成而来，也即是公民社会建立的意义在于发挥人权效益。人权效益包含了政治效益与社会效益，对人权效益的论述详见“第三章 人权效益”。建构于公民社会之上的“美洲秩序”的关键在于以社会的相近弥合美国与中美洲及南美洲基于文化与种族、基于地缘政治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之下的意识形态差异与国家利益差异并形成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叙事和以中美洲及南美洲为中心的“反殖民”的美洲叙事这两套相异的叙事观。下文是本书提出的建构“美洲秩序”的公民社会的未来愿景：
首先是间接民主。下文提到社会存在良性发展的三个客观规律“社会阶层存在流动性”、“社会公平”与“政府管理与公民监督”三个条件需要同时存在，但是基于“治安”等“社会公共管理”职能的必然存在，因此必然存在人权，而存在人权又必然需要民主。因此，社会良性发展的三个客观规律只有“政府管理与公民监督”可以弱化成“雅典式的城邦民主”，即由全体公民共同决定国家政策及对国家进行集体管理。但是“雅典式的城邦民主”的“立法权”与“行政权”是高度重合的，而由“立法者”去行政是否会导致行政权没有得到充分的监督，进而重新回到封建时代？因此，本人认为公民社会的终极形态必然不是直接民主，而是间接民主，而且必然存在政府机构和职业的官僚。职业的官僚的价值就在于其是公民社会中的一名公民，因此官僚虽然有私利，但是他的行为被“立法者”及“司法机关”制约，因此官僚的存在可以避免直接民主存在的诸多问题。
其次是人权的实现，即政治意义、经济意义上的相对公平。“人权的政治意义上的相对公平可以理解为除出生地、国籍、年龄等维持“国家”概念的存在的必要限制之外，不区分族裔的社会公民是否获得平等的以入学机会等为代表的获得平等获取公共服务的机会、平等的从政机会等区分公民与非公民身份和政治地位的机会；人权的经济相对公平则强调不分族裔和不分阶层的公民是否能获得基本的生存权力及接受政府救济和享受基本社会福利的机会。 这里要强调的是人权的经济意义上的公平是相对公平而不是绝对公平。相对公平就意味着公民有自主选择是享受这项社会福利还是以自费的形式从政府之外的渠道购买这项服务，因此，相对公平可以说就是一种基于尊重公民自主选择的人权实现。
最后是高效、廉洁的“民主”政府。政府行政与公民监督在公民社会的“终途”必然不是相互对立的概念。公民监督意味着公民是要阻碍政府行政吗？不对，公民监督的目的是要通过一种机制使得政府的行政始终处于一种“合法”的概念之内。公民监督意味着政府需要改进一些潜在的政府内部的问题，诸如官吏选拔、政府廉政等问题。因此，没有民主就没有公民监督政府，因为公民监督政府有可能揭露出政府内部的不易被公民社会察觉的非法问题。政府深层次问题的暴露不能完全依靠政府高层的推动而要依靠公民社会中的公民监督，以一种机制持久、有力地推动政府改进行政方式，从而使得政府变得更加高效、透明。“民主”政府的“民主”指的是政府要完全依据公民的意愿行政吗？不是的，“民主”是指政府的官吏任免、政策制定始终处于一种“科学”的状态，即政府受到来自公民社会的公民监督的压力而做出的“廉政”和“科学”。
本书对“美洲孤立主义”所论述的“美洲秩序”的理解是“美洲秩序”就是美国的“世界秩序”。美洲的未来就在于在美国控制的“产业特区”及以社会团体为基石的美洲公民社会的构建。美洲是美国全球战略的最重要一环，也是全球经济稳定与政治稳定的“压舱石”。在美国秩序之下的美洲必然形成数股互相抗衡的政治力量与经济力量，但是基于历史、地理、文化、宗教等多元因素，美洲必然不会成为像欧盟那样一体化程度极高的政治与经济实体。因此，可以说美洲作为美国政治与经济安全的最重要考虑因素之一，其未来必然是构建美洲的公民社会与美洲的价值体系。
从意识形态来看，拉美左翼相较于美国意识形态而言，其优越性在于拉美左翼肯定了社会财富应该由构成社会中的大多数工人、农民所有，因为这种“平均主义”虽然也体现在美国意识形态的“福利国家”思想和政策之中，但是在拉美左翼眼中掌握美国意识形态社会政治权力和社会财富必然是属于社会精英的，作为美国社会主体的中产阶级无法真正在美国社会“当家作主”。问题在于拉美左翼对“平均主义”的追求掩盖了一个事实，拉美左翼社会的公民是直接享有拉美左翼所许诺的“平均主义”及与“资产阶级”的“平权”吗？不是的，通过国家掌握大部分社会财富的结果只能是官僚阶级的膨胀，进而因为分配这些社会财富而形成特权阶级，可以说，拉美左翼国家的社会演进及权力演进的结果大概率是国家属于“官僚阶级”，作为社会主体的工人、农民无法享有拉美左翼所许诺的“平均主义”社会，拉美左翼口中的拉美左翼社会中的“主人”是被少数官僚所“统治”。苏联“由盛而衰”的发展史已经证明了拉美左翼之下的“官僚阶层”比美国的“政客”更“腐败”。由此，可以说美国社会是属于社会公民全体的，公民通过相对公平的路径可以实现阶层晋升并拥有宪法和法律所许诺的全部权力，而拉美左翼社会是属于“官僚阶级”的，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统治。”不可否认的是拉美左翼思想中的“平均主义”是贯穿古今的体现人性光辉的“良善”，但是拉美左翼中的“良善”不是靠社会全体公民通过制度固化，而是靠官僚或者说政客的“妥协”。因此，美国意识形态与拉美左翼在意识形态上的本质差别在于社会的“归属”及其衍生而来的关于“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对立。从“天赋人权”的角度来看，个人的权力是上天赋予而且与生俱来的，但不可否认的是个体的权利也是靠个体争取而来的，个体的权利直接体现在个体与个体的“互动”之中，在这种人与人“互动”之中天然形成一个个体的权利边界。但这也不是个体主义，也不是“天赋人权”，要实现“天赋人权”需要的不是否认个体“天然”的差异，而是应该通过一种公平的“议事”规则和“人为”的“公平”规则去约束个体权利的行使，这才是个体主义的本质特征。从意识形态来看，美国意识形态的“个体主义”与拉美左翼的“集体主义”截然对立。拉美左翼的“集体主义”对拉美左翼国家的公民意味着以“国家”或者“集体”之名将个体的权利无条件转移至掌握着社会集体“利益”分配权的“官僚”，即个体权利和公共权利的“官僚私有化”。在个体权利和公共权利被“私有化”的这个过程中，“官僚”本应代表的阶层的利益让位于“官僚”自身的利益，并逐步产生“政党脱离群众”和“政府脱离群众”的现象，而最能体现“天赋人权”和国家的本质的选举与被选举权被拉美左翼体制中的官僚体系所“剥夺”了，国家领导人只是“官僚”阶层内部“利益交换”的“结果”。显然的是，拉美左翼“集体主义”之下的行政权不再是国家中的公民和国家立法机构赋予的，而是由拉美左翼国家的官僚体系和国家力量所赋予的，“官僚”只是被动地听取公民的意见，然后“自行其事”。诚然，拉美左翼体制下通过政党内部或外部“监察”等化“被动”为“主动”的措施以约束“官僚”的 行为，但是这些举措不正是从根源上证明了作为拉美左翼国家的所有者是“官僚”而不是公民和拉美左翼制度由于缺乏真正的民主和公民社会而必然存在行政权力难以被“监督”和行政权力容易被“滥用”的制度缺陷。因此，美国意识形态相较于拉美左翼的“优越性”不仅体现于国家属于占社会大多数的公民，更体现于代议制民主之下，通过相对公平的选举形式决定国家行政权力的行使者并从形式上保障了“被选举人”体现社会中大多数公民的意志和利益。因此，“美洲孤立”之下的美洲的未来必然是公民社会与公民意识崛起的未来。
从国家实力来看，美洲经济的发展对美洲国家来说必然是一个美洲国家实力整体增强的过程，但是这个过程必然是处于美国控制之下的“均势”，否则美洲的失速对于美国来说就是下一次产业转移及地缘政治战略转变的契机。美洲的经济一体化必然意味着美国从其他地区进口商品的减少，而这也就是源于美国贸易霸权及货币霸权之下的美国秩序的国家实力。美国秩序是建基于美国的国际体系及美元国际货币地位的基础之上的，但是问题就在于美国通过这个体系控制了世界的同时其承担了很大一部分与美国国家利益相冲突的国际义务，因此“美洲孤立”的未来是否意味着美国要承担对美洲的“国际义务”？本书提出的一个政治解决方案是“公民资本主义”与“公民社会”，即通过美洲经济的内循环消弭美洲国家内部的贫富差距，通过公民社会的构建打击美国的官僚腐败进而构建一个符合美国价值观及全体美洲国家“最大公约数”的价值观的“美洲价值观”。美元的国际货币体系是建构于美元的国际或货币清算地位、美国的国际贸易地位及美国的国家信用。因此，“美洲孤立”在实际操作层面是不会触动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相反，源于美洲的经济发展而形成的对美元的储备需求会增强美国的国际货币地位，因为美国与美洲国家的“美洲经济合作”对美元作为结算货币及储备货币的需求，而这对于欧盟等“多极力量”来说基于与美洲国家贸易往来的增强，其对美元的储备需求与清算需求也会显著增强。
而美洲作为全球多极化力量中的“多极力量”的一环，其存在必然预示着基于宗教及“犹太复国主义”的“巴以冲突”和“台湾问题”仍将长期成为美国安全及美国战略的重要支点，而美洲在这些热点问题上将因逐步与美国利益趋同而态度趋同。
图2.1 美洲孤立之下的世界秩序
图2.2 美洲孤立之下的美洲秩序
简易言之，以美国为中心的“美洲孤立”不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外交孤立，而是一种全球战略。“美洲孤立主义”强调的是通过与涵盖英国、欧盟的“发达国家联盟”发展政治及经济关系以控制国际秩序并通过构建一种以“金本位制”为基础并且通过固定美元与黄金之间的比值关系便利国际商品贸易及其带来的国际结算的新型美元估值框架及“泛美元区”以应对美国重构国际政治及经济秩序过程中所面临的外部冲击。如果将联合国比喻为“谈判桌”，那么这张“谈判桌”上的各个谈判对手的政治及经济利益的分歧已经愈加明显了，“谈判对手已经愈发不能在”“谈判桌”上进行平等的对话了，也即是联合国议事机制已经受到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所约束。但是国际重大公共事务又有必要有美国及其盟友的参与。有鉴于此， 为避免美国由于失去了对联合国的绝对控制而影响美国与其盟友的关系，有必要重塑一套以美国为中心的并且在联合国机制之外的新型国际秩序，即“美洲孤立”，以美国对美洲事务的重大影响，巩固美国作为国际秩序领导者的地位。
首先是间接民主。下文提到社会存在良性发展的三个客观规律“社会阶层存在流动性”、“社会公平”与“政府管理与公民监督”三个条件需要同时存在，但是基于“治安”等“社会公共管理”职能的必然存在，因此必然存在人权，而存在人权又必然需要民主。因此，社会良性发展的三个客观规律只有“政府管理与公民监督”可以弱化成“雅典式的城邦民主”，即由全体公民共同决定国家政策及对国家进行集体管理。但是“雅典式的城邦民主”的“立法权”与“行政权”是高度重合的，而由“立法者”去行政是否会导致行政权没有得到充分的监督，进而重新回到封建时代？因此，本人认为公民社会的终极形态必然不是直接民主，而是间接民主，而且必然存在政府机构和职业的官僚。职业的官僚的价值就在于其是公民社会中的一名公民，因此官僚虽然有私利，但是他的行为被“立法者”及“司法机关”制约，因此官僚的存在可以避免直接民主存在的诸多问题。
其次是人权的实现，即政治意义、经济意义上的相对公平。“人权的政治意义上的相对公平可以理解为除出生地、国籍、年龄等维持“国家”概念的存在的必要限制之外，不区分族裔的社会公民是否获得平等的以入学机会等为代表的获得平等获取公共服务的机会、平等的从政机会等区分公民与非公民身份和政治地位的机会；人权的经济相对公平则强调不分族裔和不分阶层的公民是否能获得基本的生存权力及接受政府救济和享受基本社会福利的机会。 这里要强调的是人权的经济意义上的公平是相对公平而不是绝对公平。相对公平就意味着公民有自主选择是享受这项社会福利还是以自费的形式从政府之外的渠道购买这项服务，因此，相对公平可以说就是一种基于尊重公民自主选择的人权实现。
最后是高效、廉洁的“民主”政府。政府行政与公民监督在公民社会的“终途”必然不是相互对立的概念。公民监督意味着公民是要阻碍政府行政吗？不对，公民监督的目的是要通过一种机制使得政府的行政始终处于一种“合法”的概念之内。公民监督意味着政府需要改进一些潜在的政府内部的问题，诸如官吏选拔、政府廉政等问题。因此，没有民主就没有公民监督政府，因为公民监督政府有可能揭露出政府内部的不易被公民社会察觉的非法问题。政府深层次问题的暴露不能完全依靠政府高层的推动而要依靠公民社会中的公民监督，以一种机制持久、有力地推动政府改进行政方式，从而使得政府变得更加高效、透明。“民主”政府的“民主”指的是政府要完全依据公民的意愿行政吗？不是的，“民主”是指政府的官吏任免、政策制定始终处于一种“科学”的状态，即政府受到来自公民社会的公民监督的压力而做出的“廉政”和“科学”。
本书对“美洲孤立主义”所论述的“美洲秩序”的理解是“美洲秩序”就是美国的“世界秩序”。美洲的未来就在于在美国控制的“产业特区”及以社会团体为基石的美洲公民社会的构建。美洲是美国全球战略的最重要一环，也是全球经济稳定与政治稳定的“压舱石”。在美国秩序之下的美洲必然形成数股互相抗衡的政治力量与经济力量，但是基于历史、地理、文化、宗教等多元因素，美洲必然不会成为像欧盟那样一体化程度极高的政治与经济实体。因此，可以说美洲作为美国政治与经济安全的最重要考虑因素之一，其未来必然是构建美洲的公民社会与美洲的价值体系。
从意识形态来看，拉美左翼相较于美国意识形态而言，其优越性在于拉美左翼肯定了社会财富应该由构成社会中的大多数工人、农民所有，因为这种“平均主义”虽然也体现在美国意识形态的“福利国家”思想和政策之中，但是在拉美左翼眼中掌握美国意识形态社会政治权力和社会财富必然是属于社会精英的，作为美国社会主体的中产阶级无法真正在美国社会“当家作主”。问题在于拉美左翼对“平均主义”的追求掩盖了一个事实，拉美左翼社会的公民是直接享有拉美左翼所许诺的“平均主义”及与“资产阶级”的“平权”吗？不是的，通过国家掌握大部分社会财富的结果只能是官僚阶级的膨胀，进而因为分配这些社会财富而形成特权阶级，可以说，拉美左翼国家的社会演进及权力演进的结果大概率是国家属于“官僚阶级”，作为社会主体的工人、农民无法享有拉美左翼所许诺的“平均主义”社会，拉美左翼口中的拉美左翼社会中的“主人”是被少数官僚所“统治”。苏联“由盛而衰”的发展史已经证明了拉美左翼之下的“官僚阶层”比美国的“政客”更“腐败”。由此，可以说美国社会是属于社会公民全体的，公民通过相对公平的路径可以实现阶层晋升并拥有宪法和法律所许诺的全部权力，而拉美左翼社会是属于“官僚阶级”的，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统治。”不可否认的是拉美左翼思想中的“平均主义”是贯穿古今的体现人性光辉的“良善”，但是拉美左翼中的“良善”不是靠社会全体公民通过制度固化，而是靠官僚或者说政客的“妥协”。因此，美国意识形态与拉美左翼在意识形态上的本质差别在于社会的“归属”及其衍生而来的关于“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对立。从“天赋人权”的角度来看，个人的权力是上天赋予而且与生俱来的，但不可否认的是个体的权利也是靠个体争取而来的，个体的权利直接体现在个体与个体的“互动”之中，在这种人与人“互动”之中天然形成一个个体的权利边界。但这也不是个体主义，也不是“天赋人权”，要实现“天赋人权”需要的不是否认个体“天然”的差异，而是应该通过一种公平的“议事”规则和“人为”的“公平”规则去约束个体权利的行使，这才是个体主义的本质特征。从意识形态来看，美国意识形态的“个体主义”与拉美左翼的“集体主义”截然对立。拉美左翼的“集体主义”对拉美左翼国家的公民意味着以“国家”或者“集体”之名将个体的权利无条件转移至掌握着社会集体“利益”分配权的“官僚”，即个体权利和公共权利的“官僚私有化”。在个体权利和公共权利被“私有化”的这个过程中，“官僚”本应代表的阶层的利益让位于“官僚”自身的利益，并逐步产生“政党脱离群众”和“政府脱离群众”的现象，而最能体现“天赋人权”和国家的本质的选举与被选举权被拉美左翼体制中的官僚体系所“剥夺”了，国家领导人只是“官僚”阶层内部“利益交换”的“结果”。显然的是，拉美左翼“集体主义”之下的行政权不再是国家中的公民和国家立法机构赋予的，而是由拉美左翼国家的官僚体系和国家力量所赋予的，“官僚”只是被动地听取公民的意见，然后“自行其事”。诚然，拉美左翼体制下通过政党内部或外部“监察”等化“被动”为“主动”的措施以约束“官僚”的 行为，但是这些举措不正是从根源上证明了作为拉美左翼国家的所有者是“官僚”而不是公民和拉美左翼制度由于缺乏真正的民主和公民社会而必然存在行政权力难以被“监督”和行政权力容易被“滥用”的制度缺陷。因此，美国意识形态相较于拉美左翼的“优越性”不仅体现于国家属于占社会大多数的公民，更体现于代议制民主之下，通过相对公平的选举形式决定国家行政权力的行使者并从形式上保障了“被选举人”体现社会中大多数公民的意志和利益。因此，“美洲孤立”之下的美洲的未来必然是公民社会与公民意识崛起的未来。
从国家实力来看，美洲经济的发展对美洲国家来说必然是一个美洲国家实力整体增强的过程，但是这个过程必然是处于美国控制之下的“均势”，否则美洲的失速对于美国来说就是下一次产业转移及地缘政治战略转变的契机。美洲的经济一体化必然意味着美国从其他地区进口商品的减少，而这也就是源于美国贸易霸权及货币霸权之下的美国秩序的国家实力。美国秩序是建基于美国的国际体系及美元国际货币地位的基础之上的，但是问题就在于美国通过这个体系控制了世界的同时其承担了很大一部分与美国国家利益相冲突的国际义务，因此“美洲孤立”的未来是否意味着美国要承担对美洲的“国际义务”？本书提出的一个政治解决方案是“公民资本主义”与“公民社会”，即通过美洲经济的内循环消弭美洲国家内部的贫富差距，通过公民社会的构建打击美国的官僚腐败进而构建一个符合美国价值观及全体美洲国家“最大公约数”的价值观的“美洲价值观”。美元的国际货币体系是建构于美元的国际或货币清算地位、美国的国际贸易地位及美国的国家信用。因此，“美洲孤立”在实际操作层面是不会触动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相反，源于美洲的经济发展而形成的对美元的储备需求会增强美国的国际货币地位，因为美国与美洲国家的“美洲经济合作”对美元作为结算货币及储备货币的需求，而这对于欧盟等“多极力量”来说基于与美洲国家贸易往来的增强，其对美元的储备需求与清算需求也会显著增强。
而美洲作为全球多极化力量中的“多极力量”的一环，其存在必然预示着基于宗教及“犹太复国主义”的“巴以冲突”和“台湾问题”仍将长期成为美国安全及美国战略的重要支点，而美洲在这些热点问题上将因逐步与美国利益趋同而态度趋同。
图2.1 美洲孤立之下的世界秩序
图2.2 美洲孤立之下的美洲秩序
简易言之，以美国为中心的“美洲孤立”不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外交孤立，而是一种全球战略。“美洲孤立主义”强调的是通过与涵盖英国、欧盟的“发达国家联盟”发展政治及经济关系以控制国际秩序并通过构建一种以“金本位制”为基础并且通过固定美元与黄金之间的比值关系便利国际商品贸易及其带来的国际结算的新型美元估值框架及“泛美元区”以应对美国重构国际政治及经济秩序过程中所面临的外部冲击。如果将联合国比喻为“谈判桌”，那么这张“谈判桌”上的各个谈判对手的政治及经济利益的分歧已经愈加明显了，“谈判对手已经愈发不能在”“谈判桌”上进行平等的对话了，也即是联合国议事机制已经受到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所约束。但是国际重大公共事务又有必要有美国及其盟友的参与。有鉴于此， 为避免美国由于失去了对联合国的绝对控制而影响美国与其盟友的关系，有必要重塑一套以美国为中心的并且在联合国机制之外的新型国际秩序，即“美洲孤立”，以美国对美洲事务的重大影响，巩固美国作为国际秩序领导者的地位。